若是你想了解不同文化的人，像是中國人與美國人，他們之間在觀念或想法上的差異是什麼？以及更進一步想了解為什麼造成這些差異？如何積極面對與處理這些差異？本書正是回答這樣的問題。
我一向樂見優秀的學者願意將長期耕耘的研究成果寫成科普讀物（而非堆砌幾篇論文編輯成冊），讓更多的人能分享他的卓越智慧。就以人類思維方面，像法蘭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的《驚異的假說》（the Astonishing Hypothesis）、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Wilson）的《知識大融通》（Consilience）、史第芬‧品克（Steven Pinker）的《心智探奇》（How the Mind Works），以及貝瑞‧史瓦茲（Barry Schwartz）的《選擇的弔詭》（the Paradox of Choice）。《思維的疆域》這本書的作者理查‧尼茲彼（Richard Nisbett）教授，在社會心理學上是許多經典理論的創見者，也是首位獲得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的社會科學家。這幾年來他在文化心理學上的研究，也為該領域開拓了許多重要的基礎，尤其對於長久以來關於東西方思想的差異這個古典議題，採用心理學實證的研究典範，提出了本書中所介紹的許多重要的發現與創新的理論。在面臨全球化下疾速的文化交流，尤其在反省我們華人立足國際新次序時應該擴展的視野，我們應該更深入認識並尋找應用方式來回應書中所提出的討論，能夠藉由此書，理解不同文化的認知差異，更進而管理運用於東西方的交流。
一本文化心理學的經典
心理學這一百多年來對理解人類行為的知識發展，可謂對幾千年來人類對自己的探索有了革命性的突破。從早期強調實證科學典範的行為主義及認知心理學革命，到最近生物神經及文化社會的革命，心理學已逐步地建構出探索人類心智與行為研究科際整合的基盤。而《思維的疆域》這本書正是文化心理學革命的經典著作。作者和他的同事及後來遍布世界各名校任教的學生，這十多年來在文化與認知議題系統性研究的成果，在本書有非常流暢及具結構的組合，讀者可以一窺重要的文化心理學的研究典範及成果。
在翻譯這本書的同時，我正好赴美訪問作者和北山忍（Kitayama）在密西根大學所主持的「認知與文化研究中心」，一年多來與作者的研究合作中，對於本書的發展背景有機會更進一步地了解，所以在這篇導讀，我想省下對書中尋寶圖式的精華摘要，談一些本書的背景，讀者可配合書中序論的緣起與破題，相信將有助於掌握這本書的脈絡及價值。
不熟悉文化心理學過去的讀者，恐怕會驚訝於建立實驗心理學的馮德（Wilhelm Wundt），也主張文化民族的研究。而實驗社會心理學領域的開創者勒溫 （Kurt Lewin），也寫過關於德國與北美經典的民族誌。另外一些俄羅斯學派學者，如列夫‧維高斯基 （Lev Vygotsky） 和亞歷山大‧盧瑞亞 （Alexander Luria），以及1950年代的一些社會心理學家們，則根本就是由社會文化出發。
然而到了1960年代中期，文化議題被擺入冷宮。其中的一個原因是當時的「文化與性格運動」，很不幸地抵擋不住佛洛伊德學說的魅力和行為主義的強勢。這兩個主流的心理學理論是沒什麼誠意談論文化議題的。另一原因是，這時期的社會心理學家們，正初嚐實證科學的誘惑，當時的「認知失諧」研究以及後來「歸因理論」的發表，大夥因為在實驗室裡也能證實出社會行為而津津樂道。然而，文化議題此時還未戴上科學的指環而不得登堂入室。另外，心理學的研究重鎮此時也由歐洲搬遷到北美，整個社會心理學擺明偏執於個人行為的探討，當時歐洲學者就將之譏諷為「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30年前以來，像哈利‧崔德斯 （Harry Triadis），約翰‧貝瑞（John Berry），麥克‧柯爾（Michael Cole）這些文化心理學研究的先行者，也總被誤認為誇大文化現象或是談論外圍的話題而遭敷衍。
尼茲彼曾說到，文化議題真正被社會心理學認真的看待，始自瓊‧米勒（Joan Miller, 1984）的歸因研究。造成「基本歸因謬誤」的原因來自知覺判斷上的錯誤是世界共通的，這項泛文化普世性（universality）的假設倒不為人所質疑，而米勒觀察的突破性在於不同文化的人在這種錯誤上的差異。繼米勒研究之後大約七八年，整個北美對文化的反思風起雲湧，正如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所言：「每個人都讚嘆自己悟出原創的新點子，之後才明白到原來只是飄浮在時代精神（Zeitgeist）上。」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北美心理學社群突然醞釀起這種文化覺察的時代精神？據尼茲彼他的說明，在北美這個心理學術中心的成員，有分別來自不同文化的學者。另外全球化的交流暢通也是催化這時代融會的生態。而隱藏千年在東亞的智慧，也逐漸有機會為西方學者所見識（尼茲彼就對我說，他很欣賞林語堂先生在《吾國吾民》一書中的觀點）。然而，最主要的是，這些研究採用了實證科學的研究方法。
實驗室裡發現的思維版圖
近來國內外心理學群常見「去中心化」的反省，而這個中心分別有兩個「假想敵」，其一是由北美強勢文化所建立的心理學，而去中心化的革命理由在於質疑其普世性；另一是由實證科學所建立的心理學，而去中心化的起義宣誓，則在揭櫫人文美境。對於第一項「去中心化」的戰績，也就是對於普世性的修正，業已有所斬獲，本書正是最完整的一部。尼茲彼自己也承認，過去他與李‧羅絲（Lee Ross）所寫：《（全）人類推理》（Human Inference）這本書，其實就如認知人類學家洛依‧安德瑞（Roy D'Anderade）所謂，是一本北美「優良的民族誌」（good ethnology）。
第二項去中心化，主張將心理學由「自然科學的實證典範的籠罩下」解放，而「引致人文科學心理學的傳統」，以試圖「實踐一個更為善美的社會學術圖像」，為「心理學的困境」找到出路。我想呈現的是，北美文化心理學的立足，反而是有效結合發展相當完備的實證科學的方法。文化心理學在北美這個中心，在這個以實證科學為主的中心，逐漸走出的路數，並不在於轉換研究典範的順利，而是科際整合與採用多元典範，尤其是兼顧實證科學的方法，是以推翻原有北美強勢文化普同性的錯誤，而提出對現象理解更多的知識。本書精彩處，即在融通歷史的和哲學的證據，以及當代社會科學的研究，包含民族誌學、調查及實驗室的研究結果（第一、二章），而定位文化與認知關聯的理解架構。文化心理學在北美的發展不在於路數，而在於理解現象的知識推進。
所以讀者可以在書中各章節，欣賞到各個見解背後所支持的多元證據及研究設計。例如，呈現東方（或西方）的典型符號，將會促發「見林」（或「見樹」）的觀點（第三、五章）；對「變化」的認知，北京預測下滑的經濟趨勢將否極泰來，而美國人會認為看漲的將一路長紅（第四章）；對集體屠殺兇手或球員成敗的解釋，可反映在對水底世界中魚的行動判斷（第三、五章）；由外星人長相的分類，巧妙地分辨出東方人「看外表」與西方人「按規則」的不同歸類（第六章）；最後在解決「監獄擁擠」的矛盾對策中，也分辨出中庸之道與西方的邏輯有什麼不同的推理（第七章）。實驗室研究法，可貴之處在於採用簡單的研究設計，而清楚的驗證因果的解釋。
這些結果大部分是根據實驗室的實驗所得。那麼，憑什麼我們應該認定所發現的結果，不只是控制下的孤立現象，而是可以對應到真實世界中的想法或行為的事實呢？讀者可以從本書第八章分別就醫學、法律、辯論、科學、修辭、契約、國際關係、人權，以及宗教等，發現真實生活中的許多領域確實顯現著東西方人非常不同的思想及行為。
起碼應該讀到的
整本書的結構，依序分別探討東西方思想系統有那些差異、為什麼有這些差異、如何面對這些差異，以及未來相異文化將如何交流。
首先，在東方與西方思想系統有那些差異，分別依照人類認知的基本歷程，逐階段地分析文化的差異：知識的獲得（注意知覺，第四章），知識的使用（解釋，第五章；及推理，第七章），知識的建立（概念的形成，第六章）。記得有一次北山忍在文化與認知實驗室中，戲稱這是尼茲彼典型的研究風格。然而，顯現在不同認知階段的各項文化差異，共同所反映的是相異文化深層的兩種思想體系，也就是整體性（Holistic）及分析性（Analytic）的思想系統。
本書的第二部分就在於對這種差異提出解釋的理論。在第一章中分別從古希臘和古中國在社會形態及自我概念的不同，對應到哲學與科學的穩定差異，而提出不同的思維系統已存在數千年的主張。在第二章則提出的「社會認知恆定系統」論，解釋不同的思維系統如何在相應的「疆域」建立及持續維持。除了上述在方法上的優點，本書在理論上的貢獻即在於提出：解釋思想體系如何在相異的文化基礎上形成的理論，並據之解釋東亞和西方思維歷程的重要差異。發現東亞人較為整體取向，關注整個場域及其間之因果關係，且甚少使用範疇和形式邏輯，而仰賴辯證性推理。西方人則比較分析取向，主要將注意力放在主體對象及其所屬範疇上，使用包含形式邏輯的規則來了解主體的行為。這兩類認知歷程都內含在不同的自然形上系統和內隱知識論中，並且這些差異的來源可追溯到明顯的社會體系差異。這個理論和所提出的證據，在質疑長期以來認定認知基本歷程是普世皆同的假設。甚及於認知「歷程－內容」（process-content）二分的適當性。意即指出認知歷程的可塑而認知內容的不變；文化影響認知在於歷程而非盡然是內容，並且特定的形上觀與知識論（認知內容）決定認知工具的功能（認知歷程），認知歷程與內容是相互建構，難以二分。
了解東西方思維的差異以及為何有如此的差異，本書第三部分討論在這種差異下如何進一步往前走去，這包括兩種文化如何從認識到對方思維與自己不同之後，能夠尊重及學習，以發展人類文明更優質的思考形式。在書中第八章中列舉兩個不同文化的思想偏差，藉以對比出不同文化特有思想的優點而鼓勵彼此學習。遇見異己，貴在認清自己而彼此學習。藉由和東方智慧的對照，則容易顯露西方值得改善之處；同樣，亦可反過來借鏡西方認知而反省東方思維。
最後，在切磋東西文化思維特性之後，接著是如何看待及發展文化的交流及可能融合的正面態度與積極設計，在書中的結論提供了具創意的見解。書末提到，民族多樣性已因各種原因而獲喝采，東亞人和西方人在認知取向和技巧的不同，彼此將互補和豐富彼此；對於大部分問題的解決，兼容來自不同文化的人將優於來自同一文化的人。
迴響
本書研究立論的根據最常被質疑的部分，也就是分別生活在不同疆域上的東西方人，有多少的認知成分是純粹繼承了該文化的典型思維？這種質疑是普遍而合理的，尤其當你察覺到當今高度的國際交流，生活是由多元文化所共構。作者特別在序論裡交代這種東西二分的簡化危機，也在第三章再談東西文化內的變異。而對這種「文化特質論」最明顯的對立取向，就是他的學生麥克‧莫里斯（ Michael Morris）以及由香港大學被挖到伊利諾大學的康螢儀和趙志裕夫婦等人所主張的「文化動態建構論」（Dynamic Constructivism approach），開放個人心智同時容納多種文化（multicultural minds）的可能，而特定的情境將會啟動相對應合適的文化基模。這種「見機行事」的情境建構論，所凸顯的是文化可再發展的機動性。共識者還有同在密西根大學任教的諾伯‧舒瓦茲（Norbert Schwarz）及戴芬南‧歐伊思曼（Daphna Oyserman）夫婦。我記得有次他們雙方在週四的社會心理學會議中，有過優雅而激烈的爭論。
尼茲彼曾經向我表示，他懷疑當下情境的線索暗示，就足以啟動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推理策略，而硬生生地把一個中國人的中庸之道「轉移」（switch）為西式的辨證邏輯。這種問題，就像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的巧喻：人們在嘗試解決生活問題時，就像個小爐匠，具備整袋的認知工具，而文化的不同反映在對這些工具的選擇偏好與熟練，以及使用技巧與時機上的差異。另外，也如丹尼特（Dennett, 1995）將文化比喻為「製造吊具機的吊具機」(crane-making crane)，認為跨文化認知歷程差異的機制，是各文化從世界共通的基本工具箱中建構合成的認知工具，因而有文化特有的認知工程表現，例如現代統計方法（被製造的吊具機，crane-produced cranes），便是建構於西方數學和形式邏輯的基礎。而統計方法在十七世紀前是全然不存在，就連今日西方社會成員間對統計方法的了解和運用程度也有著明顯的差異。
上述主張十分接近維高斯基學派（Vygotskian, 1978;1987）傳統（例如：Cole, 1995; Cole & Scribner, 1974; Hutchins, 1995; Lave, 1988; Luria, 1931; Rogoff, 1990），近來被稱為「情境認知」觀點（situated-cognition view）。他們堅信思想總是發生在現實的問題情境中，就如瑞司尼克（Resnick）所謂：「思想的工具具體表達著一個文化的智識歷史……。工具內建有理論，而使用者使用這些工具時接受了這些理論—雖然他們並不知情。」尼茲彼他同意我的說法，認為兩種取向並不互斥，「特質論」旨在分析文化影響認知的結果內容，而「建構論」著重影響的歷程機制。並且兩者所指的「情境」前者重穩定的深層而後者為機動的當下。
這樣的爭論不僅表現在上述個人文化內涵的微觀層次上，也涉及到社會文化交流及文化演進的巨觀層面上，記得在尼茲彼與法國認知人類學家史葛‧安崔（Scott Atran）所合授的課「文化與演化」，就曾經激烈地討論文化分歧之穩定及變遷的機制。我認為這是未解而值得持續探討的議題，而目前所展示的跨層次研究的對話，將讓我們更有能力去回答這個問題。
展望未來
本書的見解所帶來的重要意義是：東西方人透過這些啟示，更能明白彼此的內心差異而相處融洽。而面臨當前巨大的文化交流，將會是相異文明的歷史終結？還是正面衝突？世界也許將如作者所期望：是朝向融合發展，而非繼續分歧，但是這融合並不是完全建立在西化上，而也仰賴東方化，以及建立在混合社會制度和價值觀的新的認知形式。若是社會習俗、價值觀、信念和科學主題將融合，我們是否可以期望思維的差異會如作者所預言也將會逐漸消失？
或許，東西方可能促成一種混合的世界，包含兩疆域具代表的典型但也持續變遷的社會型態和認知特性，如《左傳》所謂的美食，是由個別不同的食材組合而成，雖可一一辨認，但和在一起便成為另一佳餚了。正如法國文化學者馬克卡朋（Marc Crepon, 2002），在揭發杭亭頓（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是《製造敵人的文化》時主張：「在今日任何一個文明當中，都可發現其他文明的元素，而各自的文明也形成一面鏡子，映照出其他文明的多樣性」。
身處高度文化交鋒的你我，應該自覺與積極培養高度「文化智商」（Culture Quotient）。如何培養呢？你必須先從瞭解不同文化在思維與價值上的差異？為什麼造成這些差異？如何積極調適這些差異。本書將帶讀者探入這些精采的討論。
我一向樂見優秀的學者願意將長期耕耘的研究成果寫成科普讀物（而非堆砌幾篇論文編輯成冊），讓更多的人能分享他的卓越智慧。就以人類思維方面，像法蘭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的《驚異的假說》（the Astonishing Hypothesis）、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Wilson）的《知識大融通》（Consilience）、史第芬‧品克（Steven Pinker）的《心智探奇》（How the Mind Works），以及貝瑞‧史瓦茲（Barry Schwartz）的《選擇的弔詭》（the Paradox of Choice）。《思維的疆域》這本書的作者理查‧尼茲彼（Richard Nisbett）教授，在社會心理學上是許多經典理論的創見者，也是首位獲得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的社會科學家。這幾年來他在文化心理學上的研究，也為該領域開拓了許多重要的基礎，尤其對於長久以來關於東西方思想的差異這個古典議題，採用心理學實證的研究典範，提出了本書中所介紹的許多重要的發現與創新的理論。在面臨全球化下疾速的文化交流，尤其在反省我們華人立足國際新次序時應該擴展的視野，我們應該更深入認識並尋找應用方式來回應書中所提出的討論，能夠藉由此書，理解不同文化的認知差異，更進而管理運用於東西方的交流。
一本文化心理學的經典
心理學這一百多年來對理解人類行為的知識發展，可謂對幾千年來人類對自己的探索有了革命性的突破。從早期強調實證科學典範的行為主義及認知心理學革命，到最近生物神經及文化社會的革命，心理學已逐步地建構出探索人類心智與行為研究科際整合的基盤。而《思維的疆域》這本書正是文化心理學革命的經典著作。作者和他的同事及後來遍布世界各名校任教的學生，這十多年來在文化與認知議題系統性研究的成果，在本書有非常流暢及具結構的組合，讀者可以一窺重要的文化心理學的研究典範及成果。
在翻譯這本書的同時，我正好赴美訪問作者和北山忍（Kitayama）在密西根大學所主持的「認知與文化研究中心」，一年多來與作者的研究合作中，對於本書的發展背景有機會更進一步地了解，所以在這篇導讀，我想省下對書中尋寶圖式的精華摘要，談一些本書的背景，讀者可配合書中序論的緣起與破題，相信將有助於掌握這本書的脈絡及價值。
不熟悉文化心理學過去的讀者，恐怕會驚訝於建立實驗心理學的馮德（Wilhelm Wundt），也主張文化民族的研究。而實驗社會心理學領域的開創者勒溫 （Kurt Lewin），也寫過關於德國與北美經典的民族誌。另外一些俄羅斯學派學者，如列夫‧維高斯基 （Lev Vygotsky） 和亞歷山大‧盧瑞亞 （Alexander Luria），以及1950年代的一些社會心理學家們，則根本就是由社會文化出發。
然而到了1960年代中期，文化議題被擺入冷宮。其中的一個原因是當時的「文化與性格運動」，很不幸地抵擋不住佛洛伊德學說的魅力和行為主義的強勢。這兩個主流的心理學理論是沒什麼誠意談論文化議題的。另一原因是，這時期的社會心理學家們，正初嚐實證科學的誘惑，當時的「認知失諧」研究以及後來「歸因理論」的發表，大夥因為在實驗室裡也能證實出社會行為而津津樂道。然而，文化議題此時還未戴上科學的指環而不得登堂入室。另外，心理學的研究重鎮此時也由歐洲搬遷到北美，整個社會心理學擺明偏執於個人行為的探討，當時歐洲學者就將之譏諷為「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30年前以來，像哈利‧崔德斯 （Harry Triadis），約翰‧貝瑞（John Berry），麥克‧柯爾（Michael Cole）這些文化心理學研究的先行者，也總被誤認為誇大文化現象或是談論外圍的話題而遭敷衍。
尼茲彼曾說到，文化議題真正被社會心理學認真的看待，始自瓊‧米勒（Joan Miller, 1984）的歸因研究。造成「基本歸因謬誤」的原因來自知覺判斷上的錯誤是世界共通的，這項泛文化普世性（universality）的假設倒不為人所質疑，而米勒觀察的突破性在於不同文化的人在這種錯誤上的差異。繼米勒研究之後大約七八年，整個北美對文化的反思風起雲湧，正如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所言：「每個人都讚嘆自己悟出原創的新點子，之後才明白到原來只是飄浮在時代精神（Zeitgeist）上。」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北美心理學社群突然醞釀起這種文化覺察的時代精神？據尼茲彼他的說明，在北美這個心理學術中心的成員，有分別來自不同文化的學者。另外全球化的交流暢通也是催化這時代融會的生態。而隱藏千年在東亞的智慧，也逐漸有機會為西方學者所見識（尼茲彼就對我說，他很欣賞林語堂先生在《吾國吾民》一書中的觀點）。然而，最主要的是，這些研究採用了實證科學的研究方法。
實驗室裡發現的思維版圖
近來國內外心理學群常見「去中心化」的反省，而這個中心分別有兩個「假想敵」，其一是由北美強勢文化所建立的心理學，而去中心化的革命理由在於質疑其普世性；另一是由實證科學所建立的心理學，而去中心化的起義宣誓，則在揭櫫人文美境。對於第一項「去中心化」的戰績，也就是對於普世性的修正，業已有所斬獲，本書正是最完整的一部。尼茲彼自己也承認，過去他與李‧羅絲（Lee Ross）所寫：《（全）人類推理》（Human Inference）這本書，其實就如認知人類學家洛依‧安德瑞（Roy D'Anderade）所謂，是一本北美「優良的民族誌」（good ethnology）。
第二項去中心化，主張將心理學由「自然科學的實證典範的籠罩下」解放，而「引致人文科學心理學的傳統」，以試圖「實踐一個更為善美的社會學術圖像」，為「心理學的困境」找到出路。我想呈現的是，北美文化心理學的立足，反而是有效結合發展相當完備的實證科學的方法。文化心理學在北美這個中心，在這個以實證科學為主的中心，逐漸走出的路數，並不在於轉換研究典範的順利，而是科際整合與採用多元典範，尤其是兼顧實證科學的方法，是以推翻原有北美強勢文化普同性的錯誤，而提出對現象理解更多的知識。本書精彩處，即在融通歷史的和哲學的證據，以及當代社會科學的研究，包含民族誌學、調查及實驗室的研究結果（第一、二章），而定位文化與認知關聯的理解架構。文化心理學在北美的發展不在於路數，而在於理解現象的知識推進。
所以讀者可以在書中各章節，欣賞到各個見解背後所支持的多元證據及研究設計。例如，呈現東方（或西方）的典型符號，將會促發「見林」（或「見樹」）的觀點（第三、五章）；對「變化」的認知，北京預測下滑的經濟趨勢將否極泰來，而美國人會認為看漲的將一路長紅（第四章）；對集體屠殺兇手或球員成敗的解釋，可反映在對水底世界中魚的行動判斷（第三、五章）；由外星人長相的分類，巧妙地分辨出東方人「看外表」與西方人「按規則」的不同歸類（第六章）；最後在解決「監獄擁擠」的矛盾對策中，也分辨出中庸之道與西方的邏輯有什麼不同的推理（第七章）。實驗室研究法，可貴之處在於採用簡單的研究設計，而清楚的驗證因果的解釋。
這些結果大部分是根據實驗室的實驗所得。那麼，憑什麼我們應該認定所發現的結果，不只是控制下的孤立現象，而是可以對應到真實世界中的想法或行為的事實呢？讀者可以從本書第八章分別就醫學、法律、辯論、科學、修辭、契約、國際關係、人權，以及宗教等，發現真實生活中的許多領域確實顯現著東西方人非常不同的思想及行為。
起碼應該讀到的
整本書的結構，依序分別探討東西方思想系統有那些差異、為什麼有這些差異、如何面對這些差異，以及未來相異文化將如何交流。
首先，在東方與西方思想系統有那些差異，分別依照人類認知的基本歷程，逐階段地分析文化的差異：知識的獲得（注意知覺，第四章），知識的使用（解釋，第五章；及推理，第七章），知識的建立（概念的形成，第六章）。記得有一次北山忍在文化與認知實驗室中，戲稱這是尼茲彼典型的研究風格。然而，顯現在不同認知階段的各項文化差異，共同所反映的是相異文化深層的兩種思想體系，也就是整體性（Holistic）及分析性（Analytic）的思想系統。
本書的第二部分就在於對這種差異提出解釋的理論。在第一章中分別從古希臘和古中國在社會形態及自我概念的不同，對應到哲學與科學的穩定差異，而提出不同的思維系統已存在數千年的主張。在第二章則提出的「社會認知恆定系統」論，解釋不同的思維系統如何在相應的「疆域」建立及持續維持。除了上述在方法上的優點，本書在理論上的貢獻即在於提出：解釋思想體系如何在相異的文化基礎上形成的理論，並據之解釋東亞和西方思維歷程的重要差異。發現東亞人較為整體取向，關注整個場域及其間之因果關係，且甚少使用範疇和形式邏輯，而仰賴辯證性推理。西方人則比較分析取向，主要將注意力放在主體對象及其所屬範疇上，使用包含形式邏輯的規則來了解主體的行為。這兩類認知歷程都內含在不同的自然形上系統和內隱知識論中，並且這些差異的來源可追溯到明顯的社會體系差異。這個理論和所提出的證據，在質疑長期以來認定認知基本歷程是普世皆同的假設。甚及於認知「歷程－內容」（process-content）二分的適當性。意即指出認知歷程的可塑而認知內容的不變；文化影響認知在於歷程而非盡然是內容，並且特定的形上觀與知識論（認知內容）決定認知工具的功能（認知歷程），認知歷程與內容是相互建構，難以二分。
了解東西方思維的差異以及為何有如此的差異，本書第三部分討論在這種差異下如何進一步往前走去，這包括兩種文化如何從認識到對方思維與自己不同之後，能夠尊重及學習，以發展人類文明更優質的思考形式。在書中第八章中列舉兩個不同文化的思想偏差，藉以對比出不同文化特有思想的優點而鼓勵彼此學習。遇見異己，貴在認清自己而彼此學習。藉由和東方智慧的對照，則容易顯露西方值得改善之處；同樣，亦可反過來借鏡西方認知而反省東方思維。
最後，在切磋東西文化思維特性之後，接著是如何看待及發展文化的交流及可能融合的正面態度與積極設計，在書中的結論提供了具創意的見解。書末提到，民族多樣性已因各種原因而獲喝采，東亞人和西方人在認知取向和技巧的不同，彼此將互補和豐富彼此；對於大部分問題的解決，兼容來自不同文化的人將優於來自同一文化的人。
迴響
本書研究立論的根據最常被質疑的部分，也就是分別生活在不同疆域上的東西方人，有多少的認知成分是純粹繼承了該文化的典型思維？這種質疑是普遍而合理的，尤其當你察覺到當今高度的國際交流，生活是由多元文化所共構。作者特別在序論裡交代這種東西二分的簡化危機，也在第三章再談東西文化內的變異。而對這種「文化特質論」最明顯的對立取向，就是他的學生麥克‧莫里斯（ Michael Morris）以及由香港大學被挖到伊利諾大學的康螢儀和趙志裕夫婦等人所主張的「文化動態建構論」（Dynamic Constructivism approach），開放個人心智同時容納多種文化（multicultural minds）的可能，而特定的情境將會啟動相對應合適的文化基模。這種「見機行事」的情境建構論，所凸顯的是文化可再發展的機動性。共識者還有同在密西根大學任教的諾伯‧舒瓦茲（Norbert Schwarz）及戴芬南‧歐伊思曼（Daphna Oyserman）夫婦。我記得有次他們雙方在週四的社會心理學會議中，有過優雅而激烈的爭論。
尼茲彼曾經向我表示，他懷疑當下情境的線索暗示，就足以啟動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推理策略，而硬生生地把一個中國人的中庸之道「轉移」（switch）為西式的辨證邏輯。這種問題，就像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的巧喻：人們在嘗試解決生活問題時，就像個小爐匠，具備整袋的認知工具，而文化的不同反映在對這些工具的選擇偏好與熟練，以及使用技巧與時機上的差異。另外，也如丹尼特（Dennett, 1995）將文化比喻為「製造吊具機的吊具機」(crane-making crane)，認為跨文化認知歷程差異的機制，是各文化從世界共通的基本工具箱中建構合成的認知工具，因而有文化特有的認知工程表現，例如現代統計方法（被製造的吊具機，crane-produced cranes），便是建構於西方數學和形式邏輯的基礎。而統計方法在十七世紀前是全然不存在，就連今日西方社會成員間對統計方法的了解和運用程度也有著明顯的差異。
上述主張十分接近維高斯基學派（Vygotskian, 1978;1987）傳統（例如：Cole, 1995; Cole & Scribner, 1974; Hutchins, 1995; Lave, 1988; Luria, 1931; Rogoff, 1990），近來被稱為「情境認知」觀點（situated-cognition view）。他們堅信思想總是發生在現實的問題情境中，就如瑞司尼克（Resnick）所謂：「思想的工具具體表達著一個文化的智識歷史……。工具內建有理論，而使用者使用這些工具時接受了這些理論—雖然他們並不知情。」尼茲彼他同意我的說法，認為兩種取向並不互斥，「特質論」旨在分析文化影響認知的結果內容，而「建構論」著重影響的歷程機制。並且兩者所指的「情境」前者重穩定的深層而後者為機動的當下。
這樣的爭論不僅表現在上述個人文化內涵的微觀層次上，也涉及到社會文化交流及文化演進的巨觀層面上，記得在尼茲彼與法國認知人類學家史葛‧安崔（Scott Atran）所合授的課「文化與演化」，就曾經激烈地討論文化分歧之穩定及變遷的機制。我認為這是未解而值得持續探討的議題，而目前所展示的跨層次研究的對話，將讓我們更有能力去回答這個問題。
展望未來
本書的見解所帶來的重要意義是：東西方人透過這些啟示，更能明白彼此的內心差異而相處融洽。而面臨當前巨大的文化交流，將會是相異文明的歷史終結？還是正面衝突？世界也許將如作者所期望：是朝向融合發展，而非繼續分歧，但是這融合並不是完全建立在西化上，而也仰賴東方化，以及建立在混合社會制度和價值觀的新的認知形式。若是社會習俗、價值觀、信念和科學主題將融合，我們是否可以期望思維的差異會如作者所預言也將會逐漸消失？
或許，東西方可能促成一種混合的世界，包含兩疆域具代表的典型但也持續變遷的社會型態和認知特性，如《左傳》所謂的美食，是由個別不同的食材組合而成，雖可一一辨認，但和在一起便成為另一佳餚了。正如法國文化學者馬克卡朋（Marc Crepon, 2002），在揭發杭亭頓（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是《製造敵人的文化》時主張：「在今日任何一個文明當中，都可發現其他文明的元素，而各自的文明也形成一面鏡子，映照出其他文明的多樣性」。
身處高度文化交鋒的你我，應該自覺與積極培養高度「文化智商」（Culture Quotient）。如何培養呢？你必須先從瞭解不同文化在思維與價值上的差異？為什麼造成這些差異？如何積極調適這些差異。本書將帶讀者探入這些精采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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